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商鞅有很明确的评价，他称商鞅为天资刻薄，意思是商鞅的性格冷酷无情、心思尖刻。司马迁还指出，商鞅为了讨好秦孝公，运用帝王之术赢得宠信，同时严刑厉法惩处秦国的公子虔，欺骗魏国将领公子卬，并没有采纳赵良的忠告，这也体现了商鞅的冷酷无情和少恩德。 作为汉朝的官员，司马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他撰写《史记》不仅讲求史实、严谨客观，同时也需要对秦朝的制度进行批评与继承。汉朝承袭了秦朝的部分制度，因此司马迁批评商鞅时，是基于事实和历史分析，并无夸大其辞的必要。 商鞅出生于卫国，是卫国国君的后代。卫国衰落后，他来到魏国，魏国当时是战国的强国，魏文侯任用李悝进行变法，使国家强盛。商鞅原本就对刑法有兴趣，也想借机学习魏国的变法经验，并且魏国提供了更多出人头地的机会，所以他选择前往魏国。
起初，商鞅在魏国相国公叔痤门下任宾客。公叔痤很快发现了他的才能，但生前没有推荐他给魏惠王，原因一是嫉妒他的才华，怕影响自己的地位；二是商鞅社会名声不大，魏惠王也不一定会重用他。临终前，公叔痤才推荐商鞅给魏惠王，并告诫魏惠王如果不用他便会后悔。因在魏国未受重用，加上听闻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广纳人才，商鞅最终离开魏国，前往秦国，并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得到面见机会，经过三次会见，秦孝公才意识到商鞅的重要性，并决定起用他进行变法。 商鞅之所以三次面见秦孝公才被重用，是因为他希望通过多次交流摸清秦孝公的思想和需求，从而提出符合国君意图的治国方案。商鞅向秦孝公提出帝道、王道、霸道等治国策略，最终锁定秦孝公所需的核心方案是富国强兵。秦国地处边陲，国力不强，东进被魏国阻挡，且常被其他诸侯国轻视，亟需富国强兵之策。 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法制强化国家力量、增强军事实力，最终受益者是秦国国君。变法期间，他用严刑峻法控制百姓，使平民只能从事种地和打仗这两件事，其他活动如经商、读书都受到限制。军功爵位制让平民有上升机会，但总体上以愚民为主，确保普通人容易管理。 商鞅对贵族和官员同样严格，剥夺他们世袭特权，逼迫他们劳动或参军，必须通过战功获得收入与晋升。官吏必须当天完成工作，不得欺压百姓，否则将受到惩罚。这些措施唯一受益的就是国君，官吏和贵族权力受限，但工作积极性增加，从而提升国家利益。 商鞅对法律的执行极为严厉，平民和贵族都受到冲击。例如，他曾一次在渭水边处决八百名囚犯，仅因犯法而被斩首；贵族教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因太子违法行为受刑罚，显示商鞅不畏权贵、铁面无私。通过这些措施，秦国迅速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为百年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奠定基础。 从商鞅的行为来看，他是冷酷无情的酷吏，为了国君利益不择手段打击各阶层。他依靠权力高位，但一旦权力消失就难以善终。秦孝公去世后，太子驷继位，受到商鞅处罚的公子虔上告秦惠文王，指控商鞅谋反。商鞅逃往封地商邑组织抵抗，最终战败被捕，并被车裂处死。他强大了秦国，却得罪了所有人，无人怜惜其死。 综上所述，商鞅性格冷酷寡情，心思刻薄，一心维护封建统治。他执法严厉、铁面无私，迅速让秦国强大，但也留下严重后遗症。商鞅只服务国君一人，打压百姓和贵族，这种极端权力结构使国家命运高度依附于国君个人，国君明则天下安，国君昏则天下乱。从某种意义上说，秦朝的灭亡也与商鞅变法有关。他严格执法，百姓受压，最终商鞅的死亡也是所有阶层意愿的体现，没有人为他感到可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