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军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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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联合作战的先行者，美军拥有当今世界最为系统完善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这一系统也为美军全球部署、机动、作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军眼聚焦
美军现役部队只有130余万人，全球驻军、全球机动、全球作战，面对不确定的对手、不确定的战场、不确定的战争样式，基本做到了“招之即来，来则能战”。美军高效行动的背后，有一整套结构合理、责权分明、不断升级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
层级精干 责权分明——“作战指挥链”如何构成
在美军军语体系中，并没有“作战指挥体制”或“领导指挥体制”的术语，而是将相应或相似体制统称为“指挥链”。美军“指挥链”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行政指挥链”，也就是所谓的军政系统或领导管理体制，以“总统和国防部长-军种部长（军种参谋长）-军种部队”为基本主线，主要负责对机关和部队领导、管理、军种训练、军种联合基础训练和后勤保障；二是“作战指挥链”，也就是所谓的军令系统或作战指挥体制，以“总统和国防部长（通过参联会主席）-联合作战司令部-作战部队”为基本链条，主要负责对部队的作战指挥、控制、协调和联合训练。
现代作战爆发突然，节奏快、强度大，作战指挥的效率直接影响着战争运行，指挥链层级越少，权力越集中效率越高。美军“作战指挥链”由最高指挥当局、各联合作战司令部和军种组成部队三级构成，军种完全退出作战指挥链，联合作战司令部成为整个作战指挥链的枢纽和重心，大幅提升了指挥效率。
首先，在最高层，由总统和国防部长构成的最高指挥当局负责制定战略决策。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就国家安全问题向总统提供咨询。参联会由参联会主席、副主席、陆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海军作战部长、海军陆战队司令和国民警卫局局长等组成，是总统和国防部长的主要军事咨询和参谋机构，也是维系军政和军令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纽带。参联会主席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拥有美国武装力量军官的最高军衔，但没有作战指挥权。
第二，在中间层，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全权负责战役指挥。美军联合作战司令部由6大地区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欧洲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北方司令部）和3大职能司令部（战略司令部、运输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构成，是美军全军战备活动的重心，也是其集成军种核心能力、处理军种竞争的主要组织平台。战时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通过参联会主席领受总统和国防部长下达的命令，对战区内所有部队全权实施指挥，并直接向最高指挥当局负责。
第三，在执行层，军种组成司令部负责战术实施。联合作战司令部下辖军种组成司令部，根据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下达的作战命令，执行作战计划，提供作战部队，遂行作战任务。
作为美军“作战指挥链”的核心，联合作战司令部的组织机构主要由司令部机关、下属联合作战司令部、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临时或常设联合特遣队几个部分组成。
司令部机关主要由联合参谋部、直属单位及附属人员和设施组成。下属联合作战司令部，即联合作战司令部下辖的地区或职能司令部，例如太平洋司令部下辖的驻韩美军和驻日美军司令部，战略司令部下辖的网络司令部等。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例如太平洋司令部下辖的太平洋舰队、太平洋空军司令部等。美军联合作战司令部通常使用临时或常设性的联合特遣队遂行战役战术任务，由在行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军种部队指挥官担任联合特遣队指挥官，例如太平洋司令部下辖的第519联合特遣队和第510联合特遣队等。
计划完备 权力集中——“作战指挥链”如何运行
美国针对特定国家和特定情况制定了众多详细的“应急计划”。一旦危机发生，美军会迅速对这些应急计划进行选择、修改和扩充，使其升级为“危机行动计划”。美国“国家指挥当局”一旦决定发动战争，危机行动计划经过修订后就会变成“作战命令”，成为战争方案。从运行机制上看，美军作战指挥链运行大致分为4个流程。
一是拟定应急计划。“应急计划”是和平时期联合作战司令部为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预先制定的作战计划，大致可分为3个层次：上层是联合作战司令部制定的整个展区的作战方案；中层是联合作战司令部和军种组成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下层是军种组成司令部下属部队的具体实施方案。值得一提的是，应急计划以对特定冲突的预测为基础，其价值并不仅体现在计划的详细程度和预测的精准程度上，更体现在它能为部队演练提供蓝本。通过演习，一方面可以检验作战计划的可行性，为作战计划的修改和完善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可以让部队熟悉作战计划，提高军兵种部队相互协调和配合的能力。战争爆发时，部队上了战场就不会感到陌生，因为战场上发生的，极有可能是他们在平时的演习中多次演练过的。
二是制定危机行动计划。危机行动计划是在危机时期，联合作战司令部在时间紧迫和形势危机情况下制定，并提交给最高决策层作为决策依据的作战计划。危机行动计划虽然会根据现实因素做出调整和修改，但一般以应急计划为基础。例如，1989年12月，美出兵巴拿马，主要依据是“蓝勺行动”作战计划；2003年3月发动伊拉克战争，主要依据的是“1003东方大规模战区战争”作战计划。
三是发布作战命令。总统根据国内外形势、危机发展状况等一系列现实因素，依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参联会主席的建议，在危机行动计划的基础上，确定军事行动的总体目标、发起时间、以及“受援联合司令部”（指对作战计划制定负有主要责任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和“支援联合司令部”（指为执行某一特定作战计划承担支援任务的联合作战司令部）指挥控制关系等总体作战方案，最后以作战命令的形式由参联会主席向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传达。
四是实施战役行动。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根据作战命令，确定具体的兵力部署和任务执行方案，并对下辖所有部队全权实施指挥。美军军政、军令分离体制剥夺了军种参谋长的作战指挥权，军种只有提供兵力的责任，军种参谋长不会与联合司令部司令争权。这就意味着战区内所有部队，无论来自哪个地区、哪个部门，一旦到达战区，原上级指挥机构就无权再对其实施指挥，仅承担对这些部队的行政管理和后勤补给等责任，因此战时受援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可有效调动全军资源用于作战行动。
依法构建 因势而变——“作战指挥链”如何升级
美军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构建，主要是通过3部法律的相继出台逐渐完善起来的，他们分别是1947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1958年出台的《国防部改组法》和1986年出台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前后经历了大约40年的时间，美军才在体制和机制上建立起了这种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在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同时，美军也针对现实威胁的变化，不断升级支撑联合作战指挥的指挥控制系统与联合作战战略战术。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开始建指挥控制系统C2。为应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威胁，解决预警时间短的问题，美军认为必须有非常广的通信网，把美国尤其是北美大陆的部队联系起来，然后又加了一个C，就是通信。后来美国发现光有通信不够，必须有情报，所以后来又加了一个I，就是最开始的C3I，之后美军又把侦察的R和监视的S加了进去，形成综合电子信息系统网络，即C4ISR网络。C4ISR通常被译为指挥自动化系统，它由英语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7个词首字母缩写而来。C4ISR系统的全球化，网络化、一体化和实时化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的区分概念。这种新颖的数字化网络化会议活动由于及时通报情况，掌握战争全局，在准确的时间和地点，集中兵力兵器及时信息传递，快速定下决心和平行制定作战计划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每一场战争都不一样，过去的战争尤其是胜战给人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影响着人们对未来战争的想象和设计。在联合作战的战略战术方面，美军却能够放下胜利“包袱”，不断创新战略战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注重巧打、快打、精打。
巧打的代表性理论是“打击重心”。美军认为一个武装集团犹如一部复杂的机器，对于保证这部机器平稳和可靠地运转，某些组成部分比其他部分更重要；这些重要组成部分若受损或被毁，就会使整部机器失灵。这些更重要的部件就是“作战重心”，既是敌方军队从中获得行动自由、战斗力量和战斗意志的源泉，也是己方军队倾全力打击的目标。
快打的代表性理论是“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循环”。该理论认为作战行动有4个环节，即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把战争双方的活动看作是“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周期的不断循环。夺取战争主动权的关键，是缩短己方的“观察、判断、决定和行动”周期，永远比敌人快一步，从而剥夺敌人的反应能力。该理论的实质是强调加快决策和行动节奏，使敌人应接不暇，由作战混乱演变为内部的分崩离析，直到心理瘫痪。
精打的代表性理论是“网络中心战”。该理论强调通过战场各作战单元的网络化，将各种分散配置的侦察探测系统、指挥控制系统、火力打击系统和综合保障系统集合成一个统一高效的信息网络体系，使各分散配置的部队能够共同感知战场态势，从而把信息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进而发挥出最佳作战效能。（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案例剖析海湾战争中，美军指挥层级简明、作战方案详尽、运行机制流畅，对此后世界各国的军事战略和军队建设等带来诸多影响——
从海湾战争看美军“作战指挥链”
付征南
海湾战争是美军继1986年《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出台，对领导指挥体制做出重大调整之后，对外发动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战争中，美军指挥层级简明、作战方案详尽、运行机制流畅、指控关系明确，其指挥体系运行机制和工作流程在随后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中得到了继承和延续，是揭示美军“作战指挥链”的最佳战例。
海湾战争中，美军作战指挥链大体分为4个运行流程。一是拟定“90-1002”应急计划。美军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根据中东地区局势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以伊拉克为假想敌的应急作战计划，又于1990年初制定了代号为“90-1002”，即“保卫阿拉伯半岛”作战计划。依据这一计划，美国中央司令部于1990年7月下旬举行了代号为“内部观察90”的军事演习，对“90-1002”作战计划的战术方案、后勤保障和所需兵力等进行了全面检验。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军能在很短时间内向海湾地区快速部署数十万大军和数百万吨作战物资，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战前预先制定的这份应急计划。
二是确定“沙漠盾牌/风暴”作战计划。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出兵侵占科威特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于同日向国防部长切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和主要军事顾问汇报了两套军事行动方案，也就是所谓的危机行动计划。第一方案是对伊拉尔目标进行有限的报复性空袭，迫使伊军撤出科威特；第二方案是按照“90-1002”应急计划，用大约17周时间，向海湾地区运送20-25万部队，遏制伊拉克的进攻，并伺机展开攻势，将伊军赶出科威特。1990年8月4日，布什总统批准采纳第二套作战方案，并将其更名为“沙漠盾牌”行动计划。8月7日，美军按照“空地一体战”构想，初步制定了一项代号为“沙漠风暴”的作战计划，后经数月修改和完善，最后形成了一份由空中作战计划、海上作战计划、地面作战计划，以及欺骗行动和后勤支援等辅助性计划组成的总体作战方案。12月19日，美国国防部长切尼在中央司令部详细审查了“沙漠风暴”总体作战方案。切尼向布什汇报后，布什正式批准了这一计划。至此，“沙漠风暴”总体作战计划制定完毕。
三是发布作战命令。布什批准“沙漠风暴”计划之后，参联会主席鲍威尔根据《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等相关法规，向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传达了作战命令，明确了各级指挥关系，规定中央司令部是受援作战司令部，负责辖区内所有军事行动，美军其他联合作战司令部是支援司令部，负责为中央司令部提供支援，战区内所有地面部队、战术空军部队和海军部队，接受中央司令部司令的战斗指挥等。
四是实施战役行动。中央司令部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对战区内部队享有作战指挥、军力部署、军官任免和后勤支援等多方面战术控制权，可通过参联会主席接受国防部长下达的命令，向国防部长提出兵力需求，同时作为受援司令部司令，也可要求抽调美军全军部队。按照军种构成和指挥权限，中央司令部组建了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部队5个司令部，同时也采取了“任务式指挥”的基本模式，按任务形式向部队下达命令，只规定所需完成任务的类型和时间，而不刻板规定用何种方式完成任务，从而充分调动了下级指挥官的积极性，使其可根据战场形势变化，迅速做出反应。
经过42天的空袭以及在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边境地带约100小时的陆战，美军主导的多国部队以较小的代价重创伊拉克军队。伊拉克最终接受联合国660号决议，并从科威特撤军。海湾战争是美军自越南战争后主导参加的第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对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海湾战争展示的现代高科技条件下作战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对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和军队建设等问题带来了诸多影响。
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已日臻成熟
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新动向
付征南 蔡廷栋
2015年11月以来，美参院针对现行国防体制，特别是国防部、参联会、联合参谋部和联合作战司令部等核心机构在全球安全新环境下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密集召开一系列听证会，计划于今年推行新一轮国防体制改革。2016年4月5日，美国防部长卡特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讲话，阐明了未来改革的四大主要领域;5月12日，参院军事委员会公布了《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详细阐述了七项重大军改方案，标志着美新一轮国防改革已进入密集协商阶段。从具体实施方案看，特别是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方面，美国内形成了以国防部长卡特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为核心的“激进派”，其重点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
争论焦点：如何有效强化参联会主席权力
美军现行国防体制主要源于1986年《戈徳华特—尼科尔斯法》，其本质是以苏联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等数量单一、分散孤立的国家为主要对手，以打赢时间、规模、强度和投入都相对有限的常规局部战争为着眼点，以强化参联会主席、联合参谋部和联合作战司令部地位作用为重点而设计的一种“小战”体制，主要特点是参联会主席作为总统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在不进入作战指挥链、不拥有作战指挥权情况下，对部队实施战略指导，并根据总统和国防部长指示向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传达作战命令。然而，现行体制下，参联会主席对各军种部和各作战司令部只具有一般性的协调权，只能通过“和稀泥”的方式，寻求达成最低限度的妥协，从而导致许多重大问题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断”的恶性循环。
美国防部的改革方案较为保守，主张在维持现行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适度加强参联会主席的协调权和建议权。参院改革方案则较为激进，要求建立一个包括国防部长、参联会主席、副主席以及九大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的“作战司令委员会”，使参联会主席可在获得国防部长授权情况下，临时进入作战指挥链，赋予其协同全军行动、整合全球资源、统筹军力需求等关键权限，以有效应对跨区跨域威胁。与此同时，参院军改方案也强调“国防部长在是否下放以及下放多少权限方面仍拥有控制权，参联会主席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须全部向国防部长汇报”，从而在维护文官治军原则和加强战场效率之间建立一个精妙的平衡，以消除外界对“总参体制”可能冲击“文官治军”原则的疑虑。
中心环节：构建“职能中心型”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体系
《戈徳华特—尼科尔斯法》不仅全面确立了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在作战指挥链中的主体地位，特别是赋予其人事鉴定和选人用人等关键权限，使其可有效指挥控制战区内所有部队，从而真正实现了“战区一体化作战”，而且也以“全球辐射、全域覆盖”为基本原则，逐步构建了以六大地区司令部为中心、以三大职能司令部为辅助的“战区中心型”联合作战司令部体系。然而，这种条块分割、烟囱林立的运作模式，不仅导致战区数量不断膨胀、权力日趋扩大，造成其军事外交等非作战职能的无序扩张、作战功能的持续弱化，而且也助长了其狭隘的本位主义观念，严重压缩了职能司令部的资源和作用，使其难以从全球战略高度审视地区安全问题。
在这方面，美国防部与国会两院的改革方案差异不大。一是全面提升职能司令部在“全球一体化作战”方面的引领作用，特别是升格网络司令部，使其由战略司令部下辖的二级司令部成为独立的职能司令部，从而使美军联合作战司令部体系逐步由过去的“战区中心型”向“职能中心型”转变。二是精简冗余机构，强化作战职能。国防部与国会的改革方案都要求在保持联合作战司令部现有框架的基础上，压缩编制规模。参院改革方案要求进一步界定作战司令部的角色，压缩下属机构规模级别，重点裁并后勤等非作战部门，“使其工作重心更加聚焦其核心任务——提升作战效率”。
重要议题：压缩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规模
美军将与领导指挥相似或相应的体制机制统称为“指挥链”。从职能上看，美军指挥链分为作战指挥链和行政指挥链，即所谓的军令系统和军政系统，总统和国防部长组成的“国家指挥当局”位于顶层，是美军军政军令最高决策机关;联合作战司令部和军种部位于中层，分别执掌军令和军政职能;联合作战司令部下属的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则位于末端，平时负责部队行政管理，战时则在得到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授权情况下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司令，执行作战任务。然而，在当前条件下，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的作战职能日益被规模更为精干、反应更为敏捷、编组更为灵活的联合特遣部队取代。此外，某些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级别过高、管理层级过多，造成了联合作战司令部机关规模臃肿、官兵比例失衡、行动效率低下。
为此，美国防部与国会在提升部队指挥效率方面基本达成共识，但在具体方案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一是优化作战指挥链。参院方案要求国防部长以某一作战司令部为试点，以联合特遣部队取代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从而提升作战指挥效率。美军作战指挥链的结构可能发生重大变化，逐步向“国家指挥当局——参联会主席牵头的作战司令委员会——联合特遣部队司令”方向发展，从而实现指挥层级扁平化、战场反应敏捷化、实战行动高效化。二是裁减将官数量，重点压缩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规模。卡特暗示，新一轮改革将“以提升效率和效益为切入点”，把某些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的级别由四星上将级降为三星中将级。参院和众院的方案则更为激进，要求按比例削减25%的将官数量，特别是将法定上将岗位由目前的41个裁减到27个，以进一步优化官兵比例结构，而其中美军九大联合作战司令部下辖的9个四星上将级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有可能全部或部分降格为三星中将级。